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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束

十分钟 年华老去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杨绛:走到人生边上  

2016-11-05 10:00:33|  分类: 静心阁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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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边缘上,向后看看,也向前看看。向后看,我已经活了一辈子,人生一世,为的是什么呢?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。向前看呢,我再往前去,就什么都没有了吗?当然,我的躯体火化了,没有了,我的灵魂呢?灵魂也没有了吗?有人说,灵魂来处来,去处去。哪儿来的?又回哪儿去呢?说这话的,是意味着灵魂是上帝给的,死了又回到上帝那儿去。可是上帝存在吗?灵魂不死吗? 
  人生有命 
  神明的大自然,对每个人都平等。不论贫富尊卑、上智下愚,都有灵魂,都有个性,都有人性。但是每个人的出身和遭遇、天赋的资质才能,却远不平等。有富贵的,有贫贱的,有天才,有低能,有美人,有丑八怪。凭什么呢?人各有“命”。“命”是全不讲理的。孔子曾慨叹:“命也夫!斯人也而有斯疾也!斯人也而有斯疾也!”(《雍也第六》)是命,就犟不过。所以只好认命。“不知命,无以为君子”(《尧曰二十》)。曾国藩顶讲实际,据说他不信天,信命。许多人辛勤一世,总是不得意,老来叹口气说:“服服命吧。” 
  我爸爸不信命,我家从不算命。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暑假,特地到上海报考转学清华,准考证已领到,正准备转学考试,不料我大弟由肺结核忽转为急性脑膜炎,高烧七八天后,半夜去世了。全家都起来了没再睡。正逢酷暑,天亮就入殓。我那天够紧张的。我妈妈因我大姐姐是教徒,入殓奉行的一套迷信规矩,都托付了我。有部分在大弟病中就办了。我负责一一照办,直到盖上棺材。丧事自有家人管,不到一天全办完了。 
  下午,我浴后到后园乘凉,后园只有二姑妈和一个弟弟、两个妹妹(爸爸妈妈都在屋里没出来),忽听得墙外有个弹弦子的走过,这是苏州有名的算命瞎子“梆冈冈”。因为他弹的弦子是这个声调,“梆冈冈”就成了他的名字。不记得是弟弟还是七妹妹建议叫瞎子进来算个命,想借此安慰妈妈。二姑妈懂得怎样算命,她常住我们家,知道每个人的“八字”。她也同意了。我们就叫女佣开了后门把瞎子引进园来。 
  瞎子一手抱着弦子,由女佣拉着他的手杖引进园来,他坐定后,问我们算啥。我们说“问病”。二姑妈报了大弟的“八字”。瞎子掐指一算,摇头说:“好不了,天克地冲”。我们怀疑瞎子知道我家有丧事,因为那天大门口搭着丧棚呢。其实,我家的前门、后门之间,有五亩地的距离,瞎子无从知道。可是我们肯定瞎子是知道的,所以一说就对。我们要考考他。我们的三姐两年前生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,不到百日就夭折了。他的“八字”二姑妈也知道。我们就请瞎子算这死孩子的命。瞎子掐指一算,勃然大怒,发作道:“你们家怎么回事,拿人家‘寻开心’(苏州话,指开玩笑)的吗!这个孩子有命无数,早死了!”瞎子气得脸都青了。我和弟弟妹妹很抱歉,又请他算了爸爸、妈妈、弟弟和三姊姊的命——其他姐妹都是未出阁的小姐,不兴得算命。瞎子虽然只略说几句,都很准。他赚了好多钱,满意而去。我第一次见识了算命。我们把算命瞎子的话报告了妈妈,妈妈听了也得到些安慰。那天正是清华转学考试的第一天,我恰恰错过。我一心要做清华本科生,末一个机会又错过了,也算是命吧?不过我只信“梆冈冈”会算,并不是对每个算命的都信。而且既是命中注定,算不算都一样,很不必事先去算。 
  我和钱锺书结婚前,钱家要我的“八字”。爸爸说:“从前男女不相识,用双方八字合婚。现在已经订婚,还问什么‘八字’?如果‘八字’不合,怎办?”所以钱家不知道我的“八字”。我公公《年谱》上,有我的“八字”,他自己也知道不准确。我们结婚后离家出国之前,我公公交给我一份钱锺书的命书。我记得开头说:“父猪母鼠,妻小一岁,命中注定。”算命照例先要问几句早年的大事。料想我公公老实,一定给套出了实话,所以我对那份命书全都不信了。那份命书是终身的命,批得很详细,每步运都有批语。可是短期内无由断定准不准。末一句我还记得:“六旬又八载,一去料不返。”批语是:“夕阳西下数已终。” 
  我后来才知道那份命书称“铁板算命”。一个时辰有一百二十分钟,“铁板算命”把一个时辰分作几段算,所以特准。 
  我们由干校回北京后,“流亡”北师大那年,锺书大病送医院抢救,据那位算命专家说,那年就可能丧命。但锺书享年八十八岁,足足多了二十年,而且在他坎坷一生中,运道最好,除了末后大病的几年。不知那位“铁板算命”的又怎么解释。 
  “生死有命”是老话。人生的穷通寿夭确是有命。用一定的方式算命,也是实际生活中大家知道的事。西方人有句老话:“命中该受绞刑的人,决不会淹死。”我国的人不但算命,还信相面,例如《麻衣相法》就是讲相面的法则。相信相面的,认为面相更能表达性格。吉普赛人看手纹,预言一生命运。我翻译过西班牙的书,主人公也信算命,大概是受摩尔人的影响。西方人只说“性格即命运”或“性格决定命运”。反正一般人都知道人生有命,命运是不容否定的。 

  命理 
  我认为命运最不讲理。傻蛋、笨蛋、浑蛋安享富贵尊荣,不学无术的可以一辈子欺世盗名。有才华、有品德的人多灾多难,恶人当权得势,好人吃苦受害。所以司命者称“造化小儿”。“造化小儿”是胡闹不负责任的任性孩子。我们常说“造化弄人”。西方人常说“命运的讽刺”,并且常把司命之神比作没头脑的轻浮女人,她不知好歹,喜怒无常。所以有句谚语:“如果你碰上好运,赶紧抓着她额前的头发,因为她背后没有可抓的东西了。”也就是说,好运错过就失掉了,这也意味着司命之神的轻浮任性。 
  可怪的是我认为全不讲理的命,可用各种方式计算,算出来的结果可以相同。这不就证明命有命理吗?没有理,怎能算呢?精通命理的能推算得很准。有些算命的只会背口诀,不知变通,就算不准。 
  算命靠“八字”。“八字”称“命造”,由“命造’推算出“运途”。“命造”相当于西方人所谓“性格”(character);“运途”相当于西方人所谓命运(destiny)。一般星命家把“命造”譬喻“船”,“运途”譬喻“河”。“船”只在“河”里走。十年一运,分两步走。命有好坏,运亦有好坏。命造不好而运途通畅的,就是上文所说的笨蛋、浑蛋安享富贵尊荣,不学无术可以欺世盗名。命好而运不好,就是有才能、有品德的人受排挤,受嫉妒,一生困顿不遇。命劣运劣,那就一生贫贱。但“运途”总是曲曲弯弯的,经常转向。一步运,一拐弯。而且大运之外还有岁运,讲究很多。连续二三十年好运的不多,一辈子好运的更不多。我无意学算命,以上只是偶尔听到的一些皮毛之学。 
  孔子晚年喜欢《周易》,作《说卦》、《序卦》、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等,都是讲究阴阳、盈虚、消长的种种道理,类似算命占卜。反正有数才能算,有一定的理才能算。不然的话,何以算起呢? 

  人能做主吗? 
  既然人生有命,为人一世,都不由自主了。那么,“我”还有什么责任呢?随遇而安,得过且过就行了。 
  人不能自己做主,可以从自己的经验来说。回顾自己一生,许多事情是不由自主的,但有些事是否由命定,或由性格决定,或由自由意志,值得追究。 
  抗日胜利后,国民党政府某高官曾许钱锺书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。锺书一口拒绝不要。我认为在联合国任职很理想,为什么一口拒绝呢?锺书对我解释:“那是胡萝卜。”他不受“胡萝卜”的引诱,也不受“大棒”的驱使。我认为他受到某高官的赏识是命。但他“不吃胡萝卜”是他的性格,也是他的自由意志。因为在那个时期,这个职位是非常吃香的。要有他的聪明,有他的个性,才不加思考一口拒绝。 
  抗日胜利不久,解放战争又起。许多人惶惶然只想往国外逃跑。我们的思想并不进步。我们读过许多反动的小说,都是形容苏联“铁幕”后的生活情况,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处境,所以我们对共产党不免害怕。劝我们离开祖国的,提供种种方便,并为我们两人都安排了很好的工作。出国也不止一条路。劝我们留待解放的,有郑振铎先生、吴晗、袁震夫妇等。他们说共产党重视知识分子。这话我们相信。但我们自知不是有用的知识分子。我们不是科学家,也不是能以马列主义为准则的文人。我们这种自由思想的文人是没用的。我们考虑再三,还是舍不得离开父母之邦,料想安安分分,坐坐冷板凳,粗茶淡饭过日子,做驯顺的良民,终归是可以的。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,不是不得已。 
  又如我二十八岁做中学校长,可说是命。我自知不是校长的料,我只答应母校校长王季玉先生帮她把上海分校办成。当初说定半年,后来延长至一年。季玉先生硬是不让我辞。这是我和季玉先生斗志了。做下去是千顺百顺,辞职是逆水行舟,还兼逆风,步步艰难。但是我硬是辞了。当时我需要工作,需要工资,好好的中学校长不做,做了个代课的小学教员。这不是不得已,是我的选择。因为我认为我如听从季玉先生的要求,就是顺从她的期望,一辈子承继她的职务了。我是想从事创作。这话我不敢说也不敢想,只知我绝不愿做校长。我坚决辞职是我的选择,是我坚持自己的意志。绝不是命。但我业余创作的剧本立即上演,而且上演成功,该说是命。我虽然辞去校长,名义上我仍是校长,因为接任的校长只是“代理”,学生文凭上,校长仍是我的名字,我的印章。随后珍珠港事变,“孤岛”沉没,分校解散,我要做校长也没有机缘了。但我的辞职,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命,是我的选择。也许可说,我命中有两年校长的运吧。 
  我们如果反思一生的经历,都是当时处境使然,不由自主。但是关键时刻,做主的还是自己。算命的把“命造”比作船,把“运途”比作河,船只能在河里走。但“命造”里,还有“命主”呢?如果船要搁浅或倾覆的时候,船里还有个“我”在做主,也可说是这人的个性做主。这就是所谓个性决定命运了。烈士杀身成仁,忠臣为国捐躯,能说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中注定的吗?他们是倾听灵性良心的呼唤,宁死不屈。如果贪生怕死,就不由自主了。宁死不屈,是坚决的选择,绝非不由自主。做主的是人,不是命。 
  第二次大战开始,日寇侵入中国。无锡市沦陷后,钱家曾有个男仆家居无锡农村,得知南京已失守,无锡又失守,就在他家晒粮食的场上,用土法筑了一座能烧死人的大柴堆,全家老少五六口人,一个个跳入火中烧死。南京失守,日寇屠杀人民、奸污妇女的事,很快就传到无锡了。他们不愿受奸污、被屠杀,全家投火自焚。老百姓未必懂得什么殉国,但他们的行为就是殉国呀!能说他们的行为不是自己的选择,而是不由自主吗?这事是逃到上海的本乡人特到钱家报告的。钱锺书已去昆明,我不知道他们的姓名。 

  命由天定,故称天命 
  我们看到的命运是毫无道理的,专开玩笑,惯爱捉弄人,惯爱捣乱。无论中外,对命运的看法都一致。神明的天,怎能让造化小儿玩弄世人,统治人世呢?不能服命的人,就对上天的神明产生了怀疑。 
  我们思考问题,不能轻心大意地肯定,也不能逢到疑惑就轻心大意地否定。这样,我们就失去思考的能力,走入迷宫,在迷茫中怀疑、失望而绝望了。我们可以迷惑不解,但是可以设想其中或有缘故。因为上天的神明,岂是人人都能理解的呢。 
  造化小儿的胡作非为,造成了一个不合理的人世。但是让我们生存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地球,能是世人的归宿处吗?又安知这个不合理的人间,正是神明的大自然故意安排的呢?如果上天神明,不会容许造化小儿统治人间。孔子不止一次称“天命”,不仅仅称“天命”,还说“君子有三畏”。第一就是“畏天命,……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”(《季氏十六》)。这是带着敬畏之心,承认命由天定。 


人生实苦 
   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人世间,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的。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,人家就利用你,欺侮你。你稍有才德品貌,人家就嫉妒你、排挤你。你大度退让,人家就侵犯你、损害你。你要保护自己,就不得不时刻防御。你要不与人争,就得与世无求,同时还要维持实力,准备斗争。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,就先得和他们周旋,还得准备随时吃亏。你总有知心的人、友好的人。一旦看到他们受欺侮、吃亏受气,你能不同情气愤,而要尽力相帮相助吗?如果看到善良的人受苦受害,能无动于衷吗?如果看到公家受到损害,奸人在私肥,能视而不见吗? 
  当今之世,人性中的灵性良心,迷蒙在烟雨云雾间。头脑的智力愈强,愈会自欺欺人。信仰和迷信划上了等号。聪明年轻的一代,只图消费享受,而曾为灵性奋斗的人,看到自己的无能为力而灰心绝望,觉得人生只是一场无可奈何的空虚。上帝已不在其位,财神爷当道了。人世间只是争权夺利、争名夺位的“名利场”,或者干脆就称为“战场”吧。争得了名利,还得抱住紧紧不放,不妨豚皮老脸,不知羞耻!享受吧,花了钱寻欢作乐,不又都是“将钱买憔悴”?天灾人祸都是防不胜防的。人与人、党派与党派、国与国之间为了争夺而产生的仇恨狠毒,再加上人世间种种误解、猜忌、不能预测的烦扰、不能防备的冤屈,只能叹息一声:“人生实苦!”多少人只是又操心、又苦恼的度过了一生。贫贱的人,为了衣食住行,成家立业,生育儿女,得操心。富贵的,要运用他们的财富权势,更得操心。哪个看似享福的人真的享了福了呢?为什么总说“身在福中不知福”呢?旁人看来在享福,他本人只在烦恼啊!为什么说“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”呢?因为逼近了看,人生处处都是苦恼啊!为什么总说“需知世上苦人多啊”?最阘茸无能之辈,也得为生活操心;最当权得势的人,当然更得操心。上天神明,创造了有头有脑、有灵性良心的人,专叫他们来吃苦的吗? 

命与天命 
(一)人生有命 
    神明的大自然,对每个人都平等。不论贫富尊卑、上智下愚,都有灵魂,都有个性,都有人性。但是每个人的出身和遭遇、天赋的资质才能,却远不平等。有富贵的,有贫贱的,有天才,有低能,有美人,有丑八怪。凭什么呢? 人各有“命”。“命”是全不讲理的。孔子曾慨叹:“命矣夫!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!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!”是命,就犟不过。所以只好认命。“不知命,无以为君子也。”曾国藩顶讲实际,据说他不信天,信命。许多人辛勤一世,总是不得意,老来叹口气说:“服服命吧。” 
    我爸爸不信命,我家从不算命。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暑假,特地到上海报考转学清华,准考证已领到,正准备转学考试。不料我大弟由肺结核忽转为急性脑膜炎,高烧七、八天后,半夜去世了。全家都起来了没再睡。正逢酷暑,天亮就入殓。我那天够紧张的。我妈妈因我大姐姐是教徒,入殓奉行的一套迷信规矩,都托付了我。有部分在大弟病中就办了。 我负责一一照办,直到盖上棺材。丧事自有家人管,不到一天全办完了。 
下午,我浴后到后园乘凉,后园只有二姑妈和一个弟弟、两个妹妹,(爸爸妈妈都在屋里没出来)忽听得墙外有个弹弦子的走过,这是苏州有名的算命瞎子"梆冈冈"。因为他弹的弦子是这个声调,"梆冈冈"就成了他的名字。不记得是弟弟还是七妹妹建议叫瞎子进来算个命,想借此安慰妈妈。二姑妈懂得怎样算命,她常住我们家,知道每个人的"八字"。她也同意了。 我们就叫女佣开了后门把瞎子引进园来。 
    瞎子一手抱着弦子,由女佣拉着他的手杖引进园来,他坐定后,问我们算啥。我们说"问病"。二姑妈报了大弟的"八字"。瞎子抬指一算,摇头说:好不了,天克地冲。我们怀疑瞎子知道我家有丧事,因为那天大门口搭着丧棚呢。其实,我家的前门、后门之间,有五亩地的距离,瞎子无从知道。可是我们肯定瞎子是知道的,所以一说就对。我们要考考他。我们的三姐两年前生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,不到百日就夭折了。 他的八字二姑妈也知道。我们就请瞎子算这死孩子的命。瞎子掐指一算,勃然大怒,发作道:你们家怎么回事,拿人家'寻开心'的吗!这个孩子有命无数,早死了!瞎子气得脸都青了。我和弟弟妹妹很抱歉,又请他算了爸爸、妈妈、弟弟和三姊姊的命一一其他姐妹都是未出阁的小姐,不兴得算命。瞎子虽然只略说几句,都很准。他赚了好多钱,满意而去。我第一次见识了算命。我们把算命瞎子的话报了妈妈,妈妈听了也得到些安慰。那天正是清华转学考试的第一天,我恰恰错过。我一心要做清华本科生,末一个机会又错过了,也算是命吧?不过我只信梆冈冈会算,并不是对每个算命的都信。而且既是命中注定,算不算都一样,很不必事先去算。 
    我和钱锺书结婚前,钱家要我的八字。爸爸说:从前男女不相识,用双方八字合婚。现在已经订婚, 还问什么'八字'? 如果‘八字’不合,怎办?所以钱家不知道我的八字。我公公《年谱》上,有我的八字,他自已也知道不准确。我们结婚后离家出国之前,我公公交给我一份钱锤书的命书。我记得开头说:父猪母鼠,妻小一岁,命中注定。算命照例先要问几句早年的大事。料想我公公老实,一定给套出了实活,所以我对那份命书全都不信了。 那份命书是终身的命,批得很详细,每步运都有批语。可是短期内无由断定准不准。末一句我还记得:“六旬又八载,一去料不返。”批语是:“夕阳西下数已终。”
    我后来才知道那份命书称“铁板算命”。一个时辰有一百二十分钟,“铁板算命”把一个时辰分作几段算,所以特准。锺书沦陷在上海的时候,有个拜门弟子最迷信算命,特地用十石好米拜名师学算命。“铁板算命”就是他给我讲的。他也曾把钱先生的命给他师父算,算出来的结果和“铁板算命”的都相仿,只是命更短。我们由干校回北京后,流亡北师大那年,锺书大病送医院抢救,据那位算命专家说,那年就可能丧命。据那位拜门学生说,一般算命的,只说过了哪一年的关,多少年后又有一关,总把寿命尽量拉长,决不说“一去料不返”或“数已终”这等斩绝的话。但锺书享年八十八岁,足足多了二十年,而且在他坎坷一生中,运道最好,除了末后大病的几年。不知那位“铁板算命”的又怎么解释。 
    不久后,他的妈妈被捕了。这位拜门弟子曾告诉我:他妈妈不藏黄金,嫌笨重;她收藏最珍贵的宝石和钻石,比黄金值钱得多。解放后她交出了她的厂和她的店,珍宝藏在小型保险柜里,保险柜砌在家中墙内,她以为千稳万妥了。一次她带了少许珍宝到香港去变卖,未出境就被捕,关押了一年。家中全部珍宝都由国家作价收购。重很多克拉、熠熠闪蓝光的钻石,只作价一千人民币。命中注定要荡尽的家产,就这么荡尽了。 
    我妹妹杨必有个极聪明的中学同学,英文成绩特好。解放后,她听信星命家的话,想到香港求好运,未出境就半途被捕,投入劳改营。她因为要逃避某一劳役,疏通了医生,为她伪造了患严重肝炎的证明。劳改期满,由人推荐,北京外文出版社要她任职,但得知她有严重肝炎,就不敢要她了。她出不了劳改营,只好和一个劳改人员结了婚,一辈子就在劳改营工作。好好一个人才,可惜了。这也只好说是命中注定了。 
    上海有个极有名的星命家,我忘了他的姓名,但想必有人记得,因为他很有名。抗日胜利前夕,盛传上海要遭美军地毯式轰炸。避难上海的又纷纷逃出。这位专家算定自己这年横死。算命的都妄想趋吉避凶,他就逃到香港去,以为横死的灾厄已经躲过。有一天在友家吃晚饭,饭后回寓,适逢戒严,他中弹身亡 。 
    生死有命是老话。人生的穷通寿夭确是有命,用一定的方式算命,也是实际生活中大家知道的事。西方人有句老话:“命中该受绞刑的人,决不会淹死。”我国的人不但算命,还信相面,例如《麻衣相法》就是讲相面的法则。相信相面的,认为面相更能表达性格。吉普赛人看手纹,预言一生命运。我翻译过西班牙的书,主人公也信算命,大概是受摩尔人的影响。西方人只说“性格即命运”或“性格决定命运”。反正一般人都知道人生有命,命运是不容否定的。 

人能做主吗? 
  既然人生有命,为人一世,都不由自主了。那么,“我”还有什么责任呢?随遇而安,得过且过就行了。 
  人不能自己做主,可以从自己的经验来说。回顾自己一生,许多事情是不由自主的,但有些事是否由命定,或由性格决定,或由自由意志,值得追究。 
  抗日胜利后,国民党政府某高官曾许钱锺书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。锺书一口拒绝不要。我认为在联合国任职很理想,为什么一口拒绝呢?锺书对我解释:“那是胡萝卜。”他不受“胡萝卜”的引诱,也不受“大棒”的驱使。我认为他受到某高官的赏识是命。但他“不吃胡萝卜”是他的性格,也是他的自由意志。因为在那个时期,这个职位是非常吃香的。要有他的聪明,有他的个性,才不加思考一口拒绝。 
  抗日胜利不久,解放战争又起。许多人惶惶然只想往国外逃跑。我们的思想并不进步。我们读过许多反动的小说,都是形容苏联“铁幕”后的生活情况,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处境,所以我们对共产党不免害怕。劝我们离开祖国的,提供种种方便,并为我们两人都安排了很好的工作。出国也不止一条路。劝我们留待解放的,有郑振铎先生、吴晗、袁震夫妇等。他们说共产党重视知识分子。这话我们相信。但我们自知不是有用的知识分子。我们不是科学家,也不是能以马列主义为准则的文人。我们这种自由思想的文人是没用的。我们考虑再三,还是舍不得离开父母之邦,料想安安分分,坐坐冷板凳,粗茶淡饭过日子,做驯顺的良民,终归是可以的。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,不是不得已。 
  又如我二十八岁做中学校长,可说是命。我自知不是校长的料,我只答应母校校长王季玉先生帮她把上海分校办成。当初说定半年,后来延长至一年。季玉先生硬是不让我辞。这是我和季玉先生斗志了。做下去是千顺百顺,辞职是逆水行舟,还兼逆风,步步艰难。但是我硬是辞了。当时我需要工作,需要工资,好好的中学校长不做,做了个代课的小学教员。这不是不得已,是我的选择。因为我认为我如听从季玉先生的要求,就是顺从她的期望,一辈子承继她的职务了。我是想从事创作。这话我不敢说也不敢想,只知我绝不愿做校长。我坚决辞职是我的选择,是我坚持自己的意志。绝不是命。但我业余创作的剧本立即上演,而且上演成功,该说是命。我虽然辞去校长,名义上我仍是校长,因为接任的校长只是“代理”,学生文凭上,校长仍是我的名字,我的印章。随后珍珠港事变,“孤岛”沉没,分校解散,我要做校长也没有机缘了。但我的辞职,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命,是我的选择。也许可说,我命中有两年校长的运吧。 
  我们如果反思一生的经历,都是当时处境使然,不由自主。但是关键时刻,做主的还是自己。
    算命的把“命造”比作船,把“运途”比作河,船只能在河里走。但“命造”里,还有“命主”呢?如果船要搁浅或倾覆的时候,船里还有个“我”在做主,也可说是这人的个性做主。这就是所谓个性决定命运了。烈士杀身成仁,忠臣为国捐躯,个性决定命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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